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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041年，西夏国夏景宗元昊领兵攻打大宋的延州，范仲淹主动要求去西北前线抗击西夏军。在延州，范仲淹指挥作战，在宋军接连失败的情况下，范仲淹率军屡挫夏军。第二年，宋仁宗派人到西夏求和。由于元昊连年不断地打仗，党项族的生活也很困难，再加上闹饥荒，西夏人们也不愿意继续打仗了。元昊看到自己的力量灭不了宋朝，也就同意议和了。
庆历四年（公元1044年）十二月，宋朝和西夏订立了盟约，西夏对宋称臣，但宋朝每年要给西夏绢15万匹，银7万两，茶3万斤。元昊名义上是宋朝封的国王，实际上就是西夏的皇帝。宋朝通过赏赐的办法来维护政权，而人民的生活则更加困苦了。
这时，仁宗将已经53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了京城，任枢密副使。同年，范仲淹又升任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。在仁宗的支持下，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，力图使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。因为仁宗这时的年号叫“庆历”，所以史学家把这次改革叫做“庆历新政”。
范仲淹提出的新政内容，包括严明官吏的升降制度，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，并严格官吏贡举制度，分配给官员的公田要公平均匀，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，整治军备，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，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，减轻徭役等等。他将这些内容写成《条陈十事》，呈送给仁宗。仁宗表示赞同，便逐渐以诏令的形式颁发全国。于是，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“庆历新政”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。
但是，这次改革从根本上触及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，因此赞成改革的人并不多。新政施行不久就遇到多方面的攻击，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，是“朋党”。仁宗对此极为不满，朝野上下更是一片反对之声，以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为首的大臣们，不断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富弼、石介等人为朋党。自大宋建立以来，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。仁宗是无法容忍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的。庆历五年（公元1045年）正月，辽、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，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，先后罢免了范仲淹、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等人的职务，并调离京城，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。范仲淹最后死在去颖州赴任的路上，终年64岁。
推行不到一年的“庆历新政”就这样宣告废止了，这之后直到宋神宗时期，才有一个人再次提出了变法，这个人就是王安石。
公元1058年，王安石向宋仁宗呈送了一篇叫做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提出变法的主张。这篇言事书中，陈述了富国强兵的详细计划，可惜当时未被宋仁宗采纳。
宋神宗即位后，想改变宋朝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，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十分赞赏，公元1069年，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次年又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宰相）。并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（主管制定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三司条例的官署），作为领导变法的机构。
王安石从“理财”和“军政”两方面着手，颁布了一系列新法。调整国家、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，有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；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、加强军队的措施，有将兵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。此外，王安石还领导变法派改革科举制，整顿各级学校，为宋朝培养需要的人才。
王安石的变法，改变了祖宗以来延续已久的各种制度，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上层官僚的利益，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。朝中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，每一项新法颁布后，朝廷中的争论便达到白热化。
但是，司马光并不是一味地因循守旧和顽固不化，他也提出了改革的主张。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深入，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越来越大，两个都是竭诚为国的忠臣，只是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，各有偏向和侧重。也正因如此，变法派和守旧派的斗争才愈发激烈。
神宗虽然预料到推行新法会遇到阻力，但没有想到反对的声浪会如此之高。而且，新法的实行，还触及了宗室、外戚的切身利益，王安石变革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，使不少远房的皇亲国戚失去了获取官职的机会，因此也招至他们的强烈不满。就连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对神宗说，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！巧合的是，自从新法颁布后，宋朝各地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，如京东、河北突然刮起大风，陕西华山崩裂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守旧派利用这些来抨击变法，说这是上天的警告。神宗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压力，内心十分矛盾。
公元1074年，北方大旱，民不聊生。此时，有个叫郑侠的官员给神宗送上了一张流民图，图中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、卖儿鬻女的惨景，神宗看后大受震动。他本想通过变法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惨状。于是，第二天，神宗就下诏罢黜青苗、免役、方田、保甲等18项法令。反对变法的势力则继续大肆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法。王安石不得不提出辞呈。开始神宗没有同意，在王安石的坚持下，才最终同意王安石推荐官员代替其职务。
王安石被罢相离开京城后，变法运动由变法派的韩绛和吕惠卿等人负责。但是，这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吕惠卿打着变法的旗号，肆意妄为，培植自己的势力，韩绛等人要求王安石回京复职。王安石又再次回到京城。可是，吕惠卿却处处妨碍王安石的变法，公然挑拨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。此时的神宗与王安石的分歧也越来越大，王安石坚决求退，神宗再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。王安石满腹伤悲地离开了京城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，退居金陵，潜心学问，不问世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