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有关案情的法律分析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翌日一大早，江川如约来到了我的事务所。
　　
　　“你这地儿......不太好找啊。来了这么多次，还是觉得挺难找的。”江川说着，掂了掂手里拎着的袋子，塑料袋哗啦哗啦响。
　　
　　难找吗？虽然只是租的筒子楼，但是绝对不算难找啊。
　　
　　此时我正拜读阮辰已经被买了影视版权并且筹拍的作品。虽然打官司不是我的目的，但是受人托必忠人事，我已经答应了接委托了，总得研究研究案情。
　　
　　阮辰的书，语言表达流畅优美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，人性分析鞭辟入里，就是我这种基本上没什么文学素养的人，也能看出作者功底之深厚，毫无疑问，是本好书。
　　
　　我抬头看了江川一眼。照理说，如果江川有这样的实力，作品应该早就能出版了。现在的出版业固然看重名气，但也看重潜力，如果这本书真的是他的作品，那么编辑完全不用大费周章把作品拿走给阮辰。
　　
　　可如果这件事没有编辑的参与，阮辰又是怎么看到稿子的？
　　
　　就算是阮辰看中了稿子，以他的名气和财力，不论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，他都应该完全可以通过一种更圆滑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才对。
　　
　　可疑。
　　
　　我合上书，重新低下头整理着桌面：“坐。东西放着就行。”
　　
　　江川把袋子放在了桌角，坐在了我对面，双手交叠在膝盖上，显而易见是有些局促不安。
　　
　　总有这样的委托人出现，我安抚他们的情绪的通常办法是倒杯水给他们，虽然老套，但是管用。
　　
　　于是我接了杯水递给他，开始说套话：“不用紧张。既然接下了我就会尽全力帮助你。我再问你一遍，确定要走司法途径吗？可以先行调解，我会发催告函给出版社和阮辰本人，如果能通过协商解决，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诉讼周期很长的。”
　　
　　江川看了看桌子角落的袋子：“必须打官司。”
　　
　　我不太很理解。江川这句话，完全找不到重音在哪。“必须”似乎是重音，“打官司”似乎也是。现在的江川给我的感觉就像，是单纯地为了打官司而打官司。
　　
　　我重新坐回了座位：“江先生，如果你是为了争取合法权益以及......出名，”我说出这两个字有点艰难，生怕江川会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，“那么私了也完全可以做到，我可以想办法，尽我所能让他撤回作品及其已经售出的一切改编权，修改权，发行权等等，还可以公开发道歉信。”
　　
　　我镇定地说完了这一长串。我自觉用词已经足够谨慎。尽我所能，事实上要做到这些，难如登天。
　　
　　现代社会的现状就是如此，要打个抄袭官司简直不能更难。尤其是一个已经成名的大IP，这其中涉及了无数人的利益，所有人都知道抄袭是不对的，但是没人的良心会受到谴责，没人会为此负责，东窗事发时抄袭者不会道歉，不会愧疚，更有甚者，甚至不会表态，甚至会威胁被抄袭者。
　　
　　在康定斯基的论文《关于形式问题》中，他就艺术中的“模仿”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：“缺乏天赋的艺术家——也就是说缺乏对艺术的内在追求的艺术家——将别人所创造的形式挪为己用，迷惑大众。”
　　
　　当代的作家，对内在的追求在哪里？被抄袭者难以维权，抄袭方的恃强凌弱，种种因素造成了抄袭案例的曝光率低得可怜。相当多的抄袭案例，业界人人皆知，无人捅破；民众一无所知，照旧买账。抄袭者人人追捧，原创者无人问津，不用付出劳动就可以享受到成功的甜美果实，这成功成本近似于无，一本万利。
　　
　　甚至不少作者，抄时肆意，一旦被人发现，立刻开始装无辜装可怜博同情，标准的三孙子。
　　
　　不得不说，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。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悲哀，更是整个IP产业的悲哀。
　　
　　好像有点想偏了。我抑制住自己泛滥的同情心，看了看桌角的袋子。放得够远的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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