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六章 国家思想、治民策略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“朕欲在教育中推行忠君爱国思想，忠君即为忠诚于皇室监督皇帝，爱国即为爱护国家报效国家，君与民共同维护大秦万世绵延昌盛。”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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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就这样秦明版的“新儒学”思想在太平洋上传播开来，先不说它未来功绩，但被秦明糅合进了西方法治学、新中华民族主义论、以及对外军国主义、殖民主义论调，早已被篡改的面目全非的新儒学，在大秦皇帝的一意孤行下强制推行，纵然后来被大清、南洋的老学究喷骂不已，直至秦明生命结束，即使在新儒学思想指导下的大秦变成举世强国、开创万世苦业的情况下，南北新旧儒派都在互相谩骂。
　　
　　新儒依然以仁、智、礼、义、孝为中心思想，依然以君子六艺教育国民，但新儒摒弃了对敌仁义、对外礼仪，舍却了君轻民重商贱论调，加入了依法治世，开创了实用型技艺思想，恢复了武学对等地位。
　　
　　新改儒学受到高层领导的无比重视，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推广，在教育部开办的新式学校、技校、夜校帮助下，很快为大秦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，不再拘泥于八股文，不再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而是能文能武、懂法明商的新型人才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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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治国思想确定下来了，剩下无非是靠思想引导，辅之治民政策，让大秦壮大盛世不衰而已，当然秦明也甭想学英国女王甩手不管，秦明这个站在历史巨人肩上的决策者，看尽百年来历史变化，阅尽千年来信息大潮，仅依托历史变化而采取的国家策略，就能阻止大秦少走许多弯路，这一点当属秦明无人可让。
　　
　　管理数十万甚至上百上千万的人民，与管理只有几十号最多数百人的企业不同，整个国家的人民把希望放在皇帝身上，这是个多么巨大的历史重责，管理国民也得讲究方法方式。
　　
　　纵观中国古代治民，无非分民为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民，所谓四民经指读书的、种田的、做工的、行商的，古人按为社会贡献大小来排序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立德于心，建功于世，宣德功于言，泽被后人，是故士排前。“仓廪实而知礼节、民以食为天、家有余粮、心里不慌”，尤其在农业为主的国家，故农为其次。“欲善其事，先利其器”，借助工具可以提高效率，故工排其中。商是互通有无的，必依赖他人而后能行。只可少数参与，如果大家都去经商，都去依赖他人，则无人可以依赖了，是故商位在末尾，有不禁止又不提倡的深意。
　　
　　秦明治定的策略肯定要扶正不被历史认可的民族意识，自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，东亚四民分治已不适合社会发展，当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，这个狭小国家便走出了分民制度的圈子，国家越来越强大，直到如今成为世界性强国，这就是位于中华民族眼前的实例，而四亿大清国人却盲目不见。
　　
　　大秦法律规定四民皆平等，大秦政府稳定农业发展，推广以先进技术解放农业劳动力，促进产业工人的转变，改变工匠的奇淫技巧地位，引导自由商业经济，培养有责任心的工商家，当然更多有关政策逐步推出。
　　
　　大秦出台了《帝国宪法》，重点规定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，受皇室、国家和法律保护。
　　
　　《民法》的出台，规定了私人合法得到的土地、所经商财产、劳动所得报酬……等私有财产的范畴。更规定合法国民的政治权、选举、被选举权利，也提出了国民义务。
　　
　　《皇室权利法案》的出台，更是限制了国家领导人的随意决策，让国民们明白皇帝不会再如满清那般胡作非为，也凝聚了国民对皇室的拥护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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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土地法案》的公布，所有合法国民均有土地所有权，以及无比重要的土地自由交易权。
　　
　　《反贪污法案》自一开始便断绝了官员和社会机构的徇私舞弊后路。
　　
　　《社会道德法规》直接把五千年的优良道德行为用国家法律给保护起来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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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属于大秦的法治体系逐步成形，虽然当前全民素质决定了难以无差奉行，但属于一颗法治的种子被埋下，终究会结出一颗适合汉人的果实。